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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 嵘《诗 品 》选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後陵迟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後，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纟玄，亦何取於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下略）
王国维《人间词话》选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处所；界,划分。境界，行之所至。人行天地间，与道相摩，求真之心或常或无常，皆有求也，然至有远近，得有多寡，由其言辞、行为，气味、好恶，精神云云可知此，人格之以名境界。境界者人皆有之，此言有无者，脱俗与否是也，脱于世俗则高，辞采，文章，韵味，气脉等等皆由此出。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常不见者为造，常能见者为写；然实难如此分别。见识有高下，高者能见人之未见，而视造设为失真，故多写实，常人不能知，故写实人亦以为造设；下者于常见尤不能解，故写实亦不能现其真，常多自设语，则非理想句，是颠倒梦想也。故言无理想一说，惟有求真之远近差别耳；大诗人者，得真多者是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１）”“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２）”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３）”“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４）”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如前，得真多者废人为，少我见，目物不以人情，如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者是也，故能无我，未至此者皆以人情目物，故为有我。无我者反物之常然，有我者借物传情尔。禅诗常有无我之境，且常之，大诗人偶能得此，然不能常守。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一心定而万物服，静能止诸动，故言静胜燥，止诸动即离相即无我。趋于静时皆有我，有我者众，无我者寡，智愚之辨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求真之道无人不从，故言以道为本，然根器所限至者少，未至者行为言辞颇多臆想，不能所行皆合于真，故有理想之名，理想者趋真之思是也。写能知能行者为写实家，写所趋向者为理想家，至者无名累。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人情由无明生，喜怒哀乐是也，以人生为一径迹，则时刻皆是境界，故言喜怒哀乐亦是境界。性情之真本于求道之真，故于大众言有真感情即有境界，渐行至高处则人欲去，人情萎，以至自然顺畅又与天道合。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１）”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２）”。“宝帘闲挂小银钩（３）”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４）”也。
境界大小不以相分，乃以真别，然有写私情者，有执泥私情者，于相观之差别甚微，需以法眼明察之。逍遥游中有小知不及大知，故后人以见地，气质，格调云云旁证之，虽多应验，终是以相寻相，难免偏颇。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道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诗亦如是。无明亦无无明，自然顺适，朴质无华，终胜求而得者。兴趣，天性是也，在一言一，境界者已存我观之心，终不及严氏根本。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１）”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２），夏英公之喜迁莺（３），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太白在物言物，反物之真而人情少，故后者不及。此实以真为准，后又有以性情为准处，是于得真更少者言。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闲（１）。”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如言英雄，能不以成败论之者少，不以好恶论者少，人牵物象也如是，党同而伐异，自是而非他，人之常情也，去之尤难。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１），可为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２）”、“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３）”，《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人于忧患多追寻，为追寻故切于求真之路，是为赤子之心。求真两途，有从思辩中来，有从历练中来，思辩者需求于经历以涤除臆想，更可引万物为据，故能变化无端；历练者需思索以畅达心思，贯通物象。而如王言则于世人所谓诗人相契合，是为诗求诗，已失诗旨，是思不彻故。后主之经历常人不至，心思常人难会，而以为浅者，实妄言也。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１）”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２）”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３）”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困惑以思，执着以求，豁然而得，正儒者求道之大概。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２）”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４）”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隔者，失物之真，失情之真者也。未至而言至，未成而言成，描物而怀私情，未通道德而巧言设辞以比附之皆失真，故言隔。后言“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亦言此也。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生由无明，变亦由无明。不能尊纯守朴，不能于相无相故有变换之心，所变者，相也；所失者，真也。敝由无明生，变自无名始，愈为之愈失之，道之性也。盛衰由无明起，无无明则无盛衰，无明亦非常也，盛衰亦非常也，故无明不足以为本，盛衰不足以为据。更人之识有深浅，盛衰亦难定论。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也。
古之题者标记也，今之题者纲领也。触物生发而为文，设题以指引之，如人冠物以名尔，天也非人也；择题设意，园囿本心，是今为文以适题也，人也非天也。人而非天则不真，故言诗词题而亡。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不为美刺投赠之篇是无言欲发而不为，情之真也；不使隶事之句是非出我知而不用，知之真也；不用粉饰之字是目物见本真而无以藻饰，物之真也；皆自然而至，非强令不为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求真非欲入其内出其外，是融其中，我与天地为一，何内何外？何出何入？诗人途中之人也，达则无诗。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其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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