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基权书法与张裕钊书体

张从海
　　熊基权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书家，其书法风格早在十多年前就初见风貌。近些年又在“固守”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使其审美情趣更加丰富，审美追求更加突出，艺术风格也更加鲜明，但圈内人总爱称他为“张裕钊书派传人”或“张裕钊书派杰出代表”，意思是他的书法风格植根于张裕钊书体，对张
氏书体的继承与发展颇有独到之处。
　　此说不无道理。任何一个延续传统的书家（“现代书法”例外），总是抓住一家书体，打下自己坚实的笔墨基础，进而“化出”，“师百家”而“达性通变”，形成自己的风貌。熊先生1975年偶得《重修南宫县学记》，为其宽博挺拔的书风所感动，心仪手摹，竟苦练十载，进而又研修其《滕王阁序》和《书信手札》，自然对张氏的笔法神韵有了自己的理解。

　　熊先生书法最大的特点是雄强刚健，挺拔峻逸，阳刚远远多于阴柔，颇有北方汉子刚烈豪放之气。这正是在张氏书体“意态逋峭”、“劲洁清拔”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将熊先生的书法与张氏书体对照，也就不难看出，熊先生是如何苦心经营自己一爿艺术天地的。

　　首先，在结体上，熊先生保留了张氏书体纵势架构，字体长方，笔画上密下疏，内敛外放的特点，并将其进一步夸张，强化笔势，加大了字态对外辐射的张力。结字线条多以秀朗圆润和方拙厚重共同架构，以追求其浑穆而不板刻，灵动而不轻浮。其转折钩趯处，多以方拙厚重，取峭拔之势，这一点与张氏相通，也是张氏书体的“胎记”。不少字由于采用了上窄下宽的结体，往往给人以高昂、矗立、仰视之感。加之主笔见方，如斧劈刀削，斩钉截铁；钩趯处又如钢打铁铸，坚不可摧，这就难怪别人说他的字有“碉堡林立”之感。这也正是造成他大字作品有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在用笔上，张氏多以中锋用笔为主，使转上多以捻管为之，他仅有的一段书论为：“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想熊先生对此早已心领神会，且多有实践。其早期作品，多有“指能转笔”，横折处多现“同圆外方”，这是张氏书体突出的特征。然而在后来作品中，我们已明显看出，熊先生已多有“化出”，蝉蜕龙变与张氏拉开了距离。首先在用笔上增加了侧锋的机率，保留外方而不追求内圆，增加了汉隶的韵味，却又不失魏碑的情趣；其次是横画多以卧笔绞锋，以增加其涩行的苍劲；再次是磔画多以裹锋偃笔，显得含蓄温润，常现赵子昂用笔的意味，使其仅有的阴柔破其一味的刚劲，追求刚柔相济的效果。总的说来，熊先生用笔多以“碑法”，点画“中实”居多，这也许是他后来追溯北碑的结果。

　　在用墨上张氏多以“饱墨沈光”，酣畅淋漓，绝少有枯笔飞白，故总体效果凝重而雄浑。但有些作品中也有“与世相违”，采用“宿墨过水，自然晕透”，从而形成“积墨成田”，在点画晦明中达到抒发情志的效果。熊先生继承了张氏“饱墨沈光”的特点，在用墨上多以酣畅凝重，而极少枯笔。在虚实对比上，多以粗细夸张弥补浓淡变化少之不足。只是在草书作品中，其浓淡变化随其节奏而远比张氏丰富，但未见其用“宿墨”创作面世。

　　从熊先生近几年创作的作品看，除以上几点保留了张氏“胎记”外，早与张氏的作品相差甚远。如其楷书作品《五十初度》改纵势为横势，取魏碑左右开张之势，且多以魏隶笔法，点画以方笔见著，特别是撇画常见《张迁碑》之神韵。其行书作品，在保持“骨力”的基础上，明显吸取二王笔法，寓雄强于飘逸，时而浓墨重笔，颇有“怒猊挟石”之势；时而柔毫轻点，又有“轻燕惊波”之美。烘托出雄奇而灵秀，苍茫而幽远的千般墨趣。特别是粗细对比夸张，常给人以老干新花之感。此外，在结体上多以错位、异变、聚散、欹侧等手法，突出造型的奇、险、巧、秀，以增加情趣，营造此仰彼伏形静意动的效果。熊先生草、隶作品并不太多，偶有几篇也往往用笔遒逸凝练，稳健持重，极具自己鲜明的个性。其草书虽依稀可见魏晋风韵，但却很少依赖圆转、萦纡造势，多以重笔、直线方折、轻带等超常手法，营造一种凛然内蕴、雄强磅礴之气。虽缺少“寒猿饮水撼枯藤”之美，但却有“壮士伸眉按劲铁”之意。其隶书作品，用笔含蓄，方圆兼用，多有行意，但又不失高古之气。

　　由于时代不同，性情使然，熊先生的书法虽出于张氏，但他并未萧规曹随，定于一尊，囿于张氏。相反，却与张氏的追求截然的不同，甚至背向而驰。

　　张氏书体总体看，多以静态为主，“寓沈雄于静穆之中”（曾国藩语）。这不仅因其“平画宽结”，字字独立，而在笔墨中常有一种恬淡清静之气，含雄奇于淡远。熊先生的作品多以动态为主，常用笔夸张以增加字体的张力，故使一些字不惜增添几分霸气，体现的是一种自强与抗争精神。张氏作为晚清古文家，弃官修学，谢绝仕途利禄，专以治文为事，皆因“不枉时以谀人”，故追求“隐退高天下，文章诏来世”。所以，在他的书法中总有一种散淡清逸、庄静、肃穆之气。熊先生所处的时代，已远非张氏所能感悟，故力的张扬，明快酣畅，便昭示着一种勃勃生机，也表现出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同时也是对浩然正气、超凡脱俗人格的赞美。任何一位个性鲜明的书家，瑕瑜互见是极为正常的，一味追求完美反易入俗流。熊先生的书法也不例外。熊先生的书法说到底仍是追求一条碑帖结合的道路。自晚清以来，“碑帖结合”是众多书家追寻的一条理想化的出路。这也许是碑学热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时至今日，这种探索并未有“经典”出现，即便邓石如、赵之谦、何绍基等名家，也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熊先生的作品粗细对比过于突出，虽加强了动感和节奏，但秀逸与生拙两种相犯的艺术因素还缺乏有机的融合和提炼，这种简单的“相加”往往给人壮汉头上插鲜花的感受，欠自然也缺少和谐。由于“雄奇角出”始终占领“统治”地位，主从关系依然鲜明，故碑帖意蕴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我们常说“笔势”出点画，“形势”出造型，“局势”出章法。熊先生的少字作品要好于多字作品，这多半是因多字作品的章法更为讲究。而熊先生“局势”处理上仍显“简单”，这一点与张氏书法颇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