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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书艺之巅

——写在沈鹏先生书法近作观摩展之际

 刘少英

10月10日至11月10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沈鹏先生书法艺术近作观摩展，以崭新的观摩形式在这深秋之季给当今书法界送来了一缕舒爽的清风。这次展览不同于以往之任何展览，始终吸引着众多书法专家和书法爱好者。沈鹏先生虽多次在境外（韩国、日本）等地举办书展，每每引起轰动，但在国内尚属首次，展览之际我往复数次去展厅观摩，感受、领略着独具魅力之幅幅杰作，汲取着当今颇具影响力和富有传奇色彩中国书坛领袖人物之营养。沈老此展姗姗来迟之原因和其不张扬之个性是分不开的。希望一睹沈老大家风范，实际上早已是书界众望所盼、拭目以待的事情。当展现在太庙西配殿的幅幅精品，让观者无不心旷神往、激动不已时，我不由得想起在读《周必大——论王羲之书作》时，余曾草成的一首拙诗来：
晋人气度书超凡，右军当属九五巅。
观其锋藏万兵势，与之衔枚令素坚。
书成极至非夯力，当有精气锁毫端。
字字形神灵化现，非但积学造极篇。
此诗原系笔者读《周必大——论王羲之书作》所发出肺腑之言，然观沈老此展倒觉得用以形容先生之大作反而自然而然更为贴切。难怪康有为曾说：“书道犹兵也。”在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曾有一段名言：“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记得沈老曾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学习毛泽东草书艺术》一文中，索性把书法创作过程比作用兵。从辩证的观念看问题，无论写字或用兵都是诸种因素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矛盾统一的转化过程。书法艺术之于笔、墨、纸、砚四者缺一不可。但是“心意者将军也”，作者创造意识的高下，也即审美理念的高下。个性能力的发挥，在创作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本领者副将也”，照我们时下常用的话语主要归于笔墨基础功夫。“将军”有了“副将”配合，也即“心意”通过对物质材料的驾驭，把特定美学理想体现为直接现实性的能力，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读过沈老上述对王羲之之引语进一步之阐述，回到展厅观其大作，仿佛使自身进入了古战场，似千军刀戈对垒奋战，时而似万马奔腾纵横驰骋一泻千里。细观其作，难怪让观者感叹不已——非但积学难有此造极之篇也。
汲古铸今 超然拔俗
从先生幅幅力作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善草书而诸体皆精，先生认为“在各种书体当中，草书最能表现书写者的个性”。他笃信草书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对张旭草书毫端动处便有心声所鸣之评语有：“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并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其后世”（见《送高闲上人序》，引自《昌黎先生集》）。余平日曾致力于草书研究而有《草书异部同形大字典》出版，回忆先生亲临校订之情景，让余终生难忘。曾记得把书中张旭所书“仙”字故意在其下标注韩道亨之名字，先生非常认真肯定地指出此字是张旭所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先生对历代书家研习把握之程度，诸如此类不可赘述……岁月悠悠，大江东去，不由得让人油然发出千年而后又出一草书大家之感慨。观其巨幅草书《兰亭》精作与王羲之《兰亭》相比，悄然使观者自然进入另外一种超越前人之境界。虽是不同时代之两位大师，同一内容而不同书体，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展厅徜徉之际，无不为先生幅幅大作的艺术冲击力所感染、震撼。此幅《兰亭》为先生70岁所书。长10余米、宽1.6米的巨作，通篇仿佛看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境，似乎又听到清流急湍、流觞曲水，间以丝竹管弦之伴奏声……如此之宏篇巨制，气韵之充盈，通篇境界之高旷，达到了超迈前人之程度，比之于书法史上诸家狂草力作，诸如张旭的《古诗四帖》、黄庭坚的《诸上座位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皆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而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超于古人”（见南齐王曾虔《笔意赞》）。此幅草书《兰亭》可为一篇神采、形质二者兼得并超于古人之惊人之作。
先生在其草书创作中，常常将自我和作品内容意境高度统一起来，心手交融，以追求如诗一般之境界。从先生几十米之长卷《古诗十九首》不难看出，其诗意与情感、情绪上由浅入深、由远及近，待思绪万千化入艺境之时，有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以草书、行楷、狂草相兼，和谐而自然天成，却无丝毫之造作，虽体式多变，却似有黄河奔流不息、一泻千里之势。如龙蛇之变化无穷、左右呼应、缠绵圆劲、纡环盘曲、无起无止、擒纵互济，郁勃之气摄人心魄，就像一曲雄浑的交响乐章，一股浓郁之情韵激荡全篇，一种超然物外、雅逸之气迫人眉宇，令人观后而三叹之，具有极强之感染力。恰似并排而施之太极大师，内与外和、心与意会、气与力运、柔中寓刚、刚中带柔、刚柔相济，极在阳阴表理之旨，其全篇既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整体效果静动自如，看去一动又不动，神定而不摇，给人以无穷无尽之启迪与无边无际的想象。更使学习者望而却步，可望而不可及。其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确是书法史上罕见之杰作。
虚静超逸 意蕴空灵
汉字是书法的唯一载体，而楷书又是书法的基础，由此我们再看沈老在《基础深厚书路广》一文中提到的“……再回到书法必以汉字为依据这个方面，从以往全部历史看是‘不二’的事实，并且也是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特征所在。书法家离不开汉字，但汉字也令书法家感到困惑，二者又是难以统一的矛盾。怎样解决这种难以统一的矛盾，怎样体现刺激性与耐看性相统一，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统一，博采众艺与书法本质特征相统一，书写者主体意象与欣赏者的接受程度相统一，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先生又指出：“一切从零开始，同先验的确立书法发展方向者都有必要尊重历史与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并非保守，尊重现实也并非废弃传统。”先生楷书《千字文》，其用笔虽无一笔具象唐人，也难说其似魏晋，但其似唐非唐而又妙于唐，似魏精于魏，近晋而超乎晋，充分证实艺术作品精妙之处，妙则妙于似与不似而攫取精华为绝佳，想到大书法家傅山所云：“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摹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傅山所云在沈鹏先生书法艺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追求着神采气息之最高境界（境外之境），同时以汉字本源直抒其审美意识和个性激情之体现。使其大作结体自然而潇散，极雄健而奇崛，无一字平庸，虽是寸楷而展万丈之势。楷书千字文似有僧侣所书之遗韵，似血泪洗礼、痛定思痛之意，思想虽显深沉而用笔自然活泼，仿佛其信念更加坚定，其斗志更加顽强，知识阅历更加丰富。以隶书之笔意、行书之气势从容而就。此楷在诸楷似与不似之间可谓“杂”而有章，正是高度融汇、交合渗透后之丰富多彩，乃“转益多师”后之左右逢源。倘若不将晋唐大量法帖临遍，岂能“杂”而有章！杂是充盈、是成熟、是雄浑之体现，是遵循现实，并非废弃传统，是书法创作意识理念之体现，是书法艺术风格成熟探索之标志。
上溯秦汉 另辟新境
纵观历代书家，凡为大家无不涉猎篆隶，以此求其书法艺术之高古。早期曾见先生所临《张迁碑》额之篆意，由此我意识到原来篆、隶、楷其理互通乃为“一法”也。如：像《夏承碑》、《袁安碑》等汉碑初期带有浓郁篆书遗意，其作品古朴浑穆、遒劲典雅，而这种厚重古朴、格调高古之风韵，只有从汉碑中可以寻见。清人姚孟起在《字学忆参》中说：“临汉碑宜有古气，非拳曲之谓，何谓古气，曰不可说”。“字可古不可旧，尘则旧，尘净则古，古则新”。我们知道隶书至汉代出现了鼎盛壮观之景象，为其后任何一个时代所望尘莫及。从先生不多之隶书作品中得以窥见，刘熙载说“隶形与篆形相反，隶意却要与篆意相同”（见《艺概——书概》）。隶书之结体与用笔进而演进出现的行书、楷书、草书。而行书更接近篆书。沈鹏先生直取汉隶，熔铸篆籀，在章法上任自然流放、自出机杼，在用笔上天真率意，质朴可爱。先生之隶书给观者以丰富之联想，并得到各种不同的感情上之共鸣交融。一字一奇，自成天趣，然先生隶书包蕴篆意，绝不是对古文字象形遗意之刻意追求，而更多的是体现其新奇灵活之艺术构思及娴熟之书写技法。其柔韧内敛、富有张力之线条，给人以圆润遒劲之美感及奇逸多姿之艺术特色，时时焕发着一股高浑的英毅之气，构成了沈鹏隶书之独特风格。
博约精微 积学造极
众人皆知沈鹏先生以诗书著称于世，殊不知他从事美术编辑40多年。繁重的工作之于先生对艺术执着追求，非但没有丝毫影响，反而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作用。经先生之手所编之书（刊）愈400种，其中包括工程浩大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和中日合编之３３卷本《中国石刻大观》，撰写评论书稿总数在２00篇以上。事实上，这些丰富的阅历对于先生艺术创作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积累。编辑审稿本身就是一种评论，对此先生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评论，几乎可以说是编辑的孪生弟兄。做编辑工作天天看画稿、论著，权衡取舍之间，其实就是一种评论，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见《参与——奉献》）。当代美术评论家李松先生在《行云卷舒》一文中还提到，沈鹏先生在诗、书、画等方面的修养和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成为很重要的潜质，支撑着他在艺术理论上的探求，也可以此形成沈鹏艺术评论的特色。他自由地出入于诗、书、画各个领域，相互参照，并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对一些艺术上的规律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在《探索“诗意”——书法本质的追求》一文中，他就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诗、书、画、印之关系。“就墨法的发展而言，北宋重浓墨，讲究墨实；南宋浓墨而活用；元人浓淡相间的成分渐多；至明代董其昌开淡墨一路，也有人用宿墨、干墨、焦墨、湿墨，各成家数。”在这一历史的衍变中，沈老强调指出文人画审美观念（当然也包括技法表现经验）对于书法的渗透和影响，而不仅只是书法影响了绘画。继而剖析文人画发展后期形成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现象，从书法角度着眼，是书法在大文化圈内的扩充、展开，愈到后来“书法的用笔规则、造型方法越发被文人运用于绘画，反之绘画的笔墨创造也深深地浸润到书法中。诗、书、画、印各以其自身特点追求着诗意，并丰富着整个作品的诗意”。诗意是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先生正是因此造就了其至高无上的艺术灵魂。曾记得先生所说：文字内容与书法艺术的内在联系。渗透，是书法家自觉创造的一个重要标志，离开文字内容，中国书法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先生对书法艺术之认识，以其独到之见解进而决定了先生在书法艺术作品创作中之艺术个性和价值。艺术之存在价值在于鲜明的个性，没有强烈鲜明个性，艺术就没有生命，然而艺术的个性，又是无法重复的。重复就消灭了个性，而艺术之规律是相同的。然而有些共同之规律普遍地存在于不同个性的艺术之中，如各种因素的对比：虚实、轻重、浓淡、枯润、巧拙、疾涩、丑媚……又如对自然感受的表达：力度、速度、节奏、韵律、强弱，……甚至所表达作品内容的本身这些不仅存在于同一门类艺术之中，而且存在于不同领域的艺术中。只在同一门类艺术中，甚至只在同一门类艺术的一种风格中求索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集众长以为己有，方得超群入境，从这一点进一步感受到先生在诗论之主张中，同样也影响着先生书法风格之多变性，也说明了先生在不同风格、各种书体之不同领域中之探索是广泛而又深入的。书法艺术之创新，需要激情，但绝对离不开传统功力。没有优秀的传统技法，怎能把书家之激情灵感融铸到书法作品中去？历代流传下来的书法精品，其艺术感染力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不但在于其创造性，同时还在于其传统把握的连续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沈鹏先生的各体书法作品，无一幅无古人之神奇，无一幅蹈古人之蹊径。沈鹏先生得古人之形神而不徒泥古人形迹，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之境界，于先生融冶百家于一炉外，另一方面则和先生的品节、学问、情操、胸襟、境遇等有着密切关系。记得中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致沈老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提到：“……虽不能像你那样‘废纸三千犹恨少’，但完全同意你对杜诗那‘转益多师’之信念。”杜诗《戏为六绝句》其六云：
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
就杜诗本意是说虽赶不上前贤，也不要有什么顾虑（这里包括指六朝文学之代表庾信和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并称四杰在内之唐以前历代有成就之大家）；就是继承前人而有所述作，也不用去分谁先谁后；区别和裁去没有真实内容在形式上模拟因袭之作。亲近和学习的同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多方面地向前贤学习，以许多可以师法之人为师。从沈老崇尚杜诗诗论之主张这一点看，自然为后人学习诗词书法明确指出一条捷径。先生有诗一首，可见其严谨之治学为书之态度：
　　日夕营营任烂柯，
　　吾生不耐暗消磨。
　　东西南北风中竹，
　　春夏秋冬鲁运戈。
　　废纸三千犹恨少，
　　新诗半句也矜多。
　　盛时偶见华颠早，
　　马未玄黄任可驮。
我们综观先生之治学思想，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之重要启示：即“潇洒”和“通达”、“专精”和“博综”、“辩析”和“创新”、“虚静”和“激勃”。先生以高度冷静之态度对待知识学问，以热情激烈之态度对待人生时事，互激互励、相辅相成。人格之力量、探索之精神、致用之能力。正是如此治学思想之辅佐，使其之书法艺术达到了当今书坛之巅峰，实现了先生在书法艺术、书法理论与实践上大胆探索与突破。“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见孙过庭《书谱》）。从艺术本身看，食古不化就无所有新之创造，而趋时随流也无从谈得上成功。先生是食古之同时与时俱进，勇敢打破前人层层法度约束之后，又以其相当敏锐之眼光和魄力开拓新的局面。先生之创造是精熟全面地、进一步对“传统”之继承和发扬。先生之所以自成家法，是从无法中寻法，又从有法中以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乃为上上法。这是对历史遗产继承后大胆的扬弃进而发展，是一个艺术家最可贵难得之素养。而这种素养只有在一些大思想家、大艺术家身上才有可能具备。先生堪称当今草之圣手，狂逸恣肆、下笔有神、挥洒自如、尽情尽性之倾泻，其创作心态进入了无我、无人之化境，以给予诸多观者精神振奋、思之胸怀舒畅之情愫。观先生此展，不难看出其个性审美已达到人格自由与艺术生命之自我超越的境界。当代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曾说：“艺术是情绪冲动之表现，但表现之方法，需要相当之形式。形式之演进是关于经验及自身，……在表现方法上，积成一种历史的观念，为群体之演进。个体之经验绝不随个体而消灭的”（见《东西艺术之前途》）。先生多年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以及其治学之思想，是构建在美学、哲学、道德等诸多文化层面上的，是严肃的思考和勇敢探索的心血结晶……
然审美之于施美，相生相映。物之过犹为不及也，两个方面相融相斥，推进事物发展。先生之书若全誉之则伪，妄评之则愚，其中或有瑕赘，非笔者能言矣。观后有感，之于斯文，与同仁共鉴。历史总在发展，于是愿留各方彦俊秉笔诠点。

                                                                                2004-10-26《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