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青衫布履似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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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荣同志是1990年2月8日去世的，他离开我们10年了。正是世纪之交新春时节，就更加怀念我们这位老部长，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为纪念。

     朱荣同志去世后，我为他写过一副挽联：

大节好，小节亦好。一生清廉无长物，青衫布履似当年；
在位苦，离位更苦。三件珍宝常伴君，人安岁丰总关情。

   这就是朱荣同志。

   朱荣同志是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他和他的夫人周婉如同志都是我党的七大代表。他曾任广东省民政厅长、农业厅长、广州 市委副书记、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等职。

   朱荣同志面容清瘦，双目有神，尤其是他那双浓重而又长长的剑眉，很有特点，看上去很威严。其实朱荣同志待人和善、慈祥，是个温 厚的长者。像我这样的晚辈，这样的下级，包括秘书、司机、炊事员，一般工作人员，以及基层干部，普通农牧民，都愿意同他接触，觉得 他很亲切，很随和，没有什么距离，有什么喜怒哀乐，都愿意向他倾诉。而他，却把一切艰难愁苦都留给自己，甘守淡泊，默默奉献，年复 一年，始终如一。他的豁达、大度、善解人意，实在是少见的。同朱荣同志接触，会有一种沐浴春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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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198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天，朱荣同志约我到他家坐坐。他当时还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老钱局那个幽静的小院里。 就在他那简朴的小会客室，我们之间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使我终生难忘的长谈。朱荣同志向我转达了当时的农业部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 准备让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先征求我的意见，再提交部党组讨论。他谈得很恳切，听得出他是要说服我接受这个工作安排的。

   我对朱荣同志很尊敬。在他面前，我可以无话不说。我说，我非常感谢部领导对我的关心，但我觉得我这个人不适合到科研部门工作。 于是，我毫无保留地向朱荣同志汇报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正准备离开农业部到地方上做点实际工作的打算。

   那天晚上，谈得很晚了，我们都很兴奋，可以说是痛快淋漓。我在这位慈祥的长者面前像个孩子，童言无忌呀!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我把多年来的心里话，全部向朱荣同志倾诉出来了。

   我们正在非常融洽的交谈中，一位领导同志给朱荣同志来电话，问我去了没有，谈得怎么样，要求朱荣同志一定要说服我到农科院去工作。朱荣同志说：“看来我是很难说服他了，搞得不好可能让他把我说服了。”朱荣同志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即使出于无奈，不便讲真话时 ，他也不会违心地讲假话的。那天晚上的谈话，真正使我感受到朱荣同志的实事求是，通情达理。他对我准备离开农业部到地方上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朱荣同志同我谈话后，我觉得心情舒畅多了，轻松多了。以后，在农业部几位老部长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 ，我于1986年4月离开了农业部，到了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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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的几位老部长都尊称朱荣同志为“老黄牛”。那是因为他在农业部多年担任常务副部长，负责部里的日常工作，白天在机关处理 工作，晚上总要带一大包文件回家批阅，基本上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经常工作到深夜，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终年不息。农业部 的老部长林乎加同志就说过：“事务主义不好，但部里的工作总得有人忙事务。朱荣同志如果不忙事务，我们这些人就解脱不了，所以朱荣 同志最辛苦。”

    1986年，朱荣同志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却又担当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重任，当时他已是68岁的高龄了。

    朱荣同志担任这个负责扶贫的常务副组长，却不再是坐在机关看家，而是常年累月地深入到贫困地区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1986年 初，我到苏州工作后，多次邀请他到苏南农村来看看，也好休息几天。1987年他到苏州来了。但他到了发达地区，仍然想着扶贫。他天天跑 农村，看乡镇企业，研究苏州这类发达地区如何为扶贫做贡献。他同市里的领导同志、农业部门的同志反复商量后，决定在苏州农业干部学校开办贫困地区干部培训班，他来讲了第一课。就是那年，我发现他不像前几年那么精神了，走路不稳，看上去很疲惫。我说：“您现在是 退居二线，又上前线；当部长辛苦，扶贫更辛苦啊!”我在那副挽联中写的“在位苦，离位更苦”，就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不能再拼命了!他却说，年纪大了，更得抓紧时间多做点工作。他还说，以前在部里管常务，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 到农村调查研究。现在我不必坐办公室看家了，趁身体还好，我想抓紧时间，争取每一个贫困县都去看看。以后人们才知道，也正是那几年 ，残酷的癌症已经悄悄地向他袭来了。
    朱荣同志下乡，总要带“三件宝”：搪瓷缸、蓝布袋、解放鞋。那只斑痕累累的搪瓷缸的把儿已经焊过多次，还是1946年部队进驻张家 口后买的；那个60年代初买的蓝布袋，是他出差装牙具和小收音机的，而且从来都是他自己拿着；那双早已洗得灰白的解放
鞋，还是他1964年从广东调北京工作时带来的。朱荣同志常说，做农村工作要经常上山下乡，走泥地、土地、石头地，穿鞋要轻便、耐磨， 穿皮鞋怎么爬山、下田呀!“三件宝”陪伴了他大半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每次到农村，都是轻车简从，没有那种前呼后拥、摄影摄像前后奔忙的大队伍。他常说，下乡搞得浩浩荡荡，农民还敢接近我们吗?还 敢同我们说心里话吗?他到了农村，总是非常兴奋，不知疲倦，在田间，地头，村口，炕头，村寨竹楼，蒙古包里，同农牧民亲切交谈，同喝 一锅粥，同抽一袋烟，嚼地瓜干，吃农家饭，农牧民把他看作自己人，说说笑笑，无拘无束，都愿意向他说心里话。他深知一些革命老区、 山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他负责扶贫工作的两年半当中，集中了大部分时间，到过山区和老区的100多个贫困县，行程3万多公里 ，大别山、沂蒙山、秦巴山、武陵山、云贵高原，以及粤东、闽西、赣南，都留下了这位老人的足迹。他有时到山区，因为交通不便，一进 去就是10几、20多天。有的边远山寨乘车进不去，他就弃车步行。

   1989年初，实际上他已是癌症晚期了，只是还没有发现，他仍然拖着虚弱的病体深入到江西老区，同基层干部、农民共商扶贫致富大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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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荣同志和他的夫人周婉如同志，一生清廉，作风严谨，大节、小节都好，堪称楷模。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 他们夫妇都是既肩负着工作重任、又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的普普通通的老人。朱荣同志在机关，经常穿一双布鞋，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 ；到了冬季，里边穿棉衣棉裤，外边也是罩一身涤卡中山装。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没有做官的架子，任何时候他都能同普通人打成一片 ，几十年都习以为常了。如果以貌取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位平民化的老人同政府的部长联系起来，所以也就发生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那是1984年的一天，农业部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从外地运回北京的一位老同志的骨灰。出站时，朱荣同志站在人群后 边，被挤出警戒线，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看看他的衣着，不像个干部，公安人员怀疑他是无票乘车的上访农民，于是把他带到车站派出所 查问。在车站派出所一个多小时，直到朱荣同志的司机找到派出所并证明这是农业部的朱荣同志，公安人员还是不相信，他们打电话给农业 部值班室得到证实后，才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再看看眼前这位外貌和神态都很平常的老人，原来是个真的部长。朱荣同志谈起这件往事 ，总是一笑了之。他说：“公安人员执行公务，认真负责，应该这样做。我当时也没带工作证，自己不好说是副部长。”这就是朱荣同志的本色。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极为普通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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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这一生，总有几位知己，有几位恩师，总有几位在关键时刻为你拨开云雾、指点迷津的前辈、好友，总有那么几位在你身处逆境的时 候，不会冷落你，敢于说实话，讲真话，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是不该忘记、也不会忘记的。对于我，朱荣同志就是这样 一个人。